1960年，我出生在一个城镇市民家中。我的生母在怀孕期间因身体有病而服用了大量药剂，使出生后的我身体极度虚弱，不得已的情况下父母只好四处打听为我寻找奶妈。生于60年代的我一出世就遭遇饥荒，先后找了四家奶妈却终因缺乏营养一天比一天瘦弱而被陆续退回了家。当时，体弱多病的母亲面对几近夭折的我和一家五口的艰难生活，决定继续为我寻找归宿。父母亲经多方打听又把几经周折已经2周多的我，送到了远离家乡的煤矿如今的养父母家中。那年养母35岁，比养父整整小10岁（养父前妻病故养母为后续），由于养母未曾生育，身边无儿女，所以对于我的到来，养父母非常珍惜。兴许这就是缘分，在前四个奶妈家中我总是哭闹不停，而到了养母家我却异常地乖巧。或许是上天的安排，将这样三个人先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组合到一个家庭，成为大千世界的家庭细胞，并在生活中演绎着人生。

吃百家奶长大

　　到了养父母家中，看着已经2周多的我仍然不能行走，他们心急如焚。在经过医生诊断我只是缺乏营养而无其它任何疾患后，他们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然而，对于养母这样一个未曾哺养过孩子的人，再加上60年代全国处于供给不足的困难时期，欲想给像我这样极度缺乏营养的幼儿补充大量营养品实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靠的是邻居大娘、大婶供应的少量奶粉来接济，另一方面是养母凭借她在街道中极好的人缘儿，大家到处打听谁家刚刚生了小孩，就把我抱去与人家的孩子分吃几顿奶。就这样，我吃着百家奶长大，并在养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身体逐渐地健壮起来。由于幼年时的遭遇，六、七岁的我真有点像小萝卜头儿的样子。

幸福的家庭环境

　　在那个多子多孙、养儿防老的年代，像我们这样的三口之家并不多见。养父在煤矿的地面运输区工作，每月60元的固定工资收入，养母没有工作，因家务少被居委会任命为街道委员，虽说不挣工资，但是整天地忙忙碌碌。那时候，像我们家这样人均20元的固定工资收入，相对人口多的家庭也算得上是富裕户了。养父母将好不容易养活过来的我视为掌上明珠，真是“含到嘴里怕化了，举到头顶怕摔着”，特别是养父对我简直到了溺爱的地步。我能够生长在这样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家庭，着实令那些一家好几口人的同龄者羡慕不已。

融洽的邻里关系

　　在那个年代，家庭住房基本上实行分配制度。我们这三口之家被分配与一对儿女不在身边，且比养父年长的老年夫妇住在三间房中，即两家各一间卧室且同走一间堂屋。就是这样的居住环境，两家人之间从来没有红过脸、拌过嘴，并且关系相处十分融洽。两个家庭每天在一间堂屋内做饭，遇到费事或者是稀罕饭就伙做伙吃，有了好吃的东西也要相互赠送。对于人口多的家庭，谁家缺衣少食，养母和邻居大娘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热心帮助。冬天到了，当她们看到人口多的孩子没钱买衣服甚至有的还赤着脚，就主动把自家不穿的衣物送到家中。由于我家经济上比较宽裕，常常有邻居到家中借钱。只要有人向养母张开口，她一概答应，从来不驳别人的面子，即便手头没有钱，哪怕她再向别人先借上也绝不让开口人空着手回去。邻里间，无论谁家有困难，只要打声招呼对方就会尽全力帮忙。看到我家和邻居大娘家老的老、小的小挑水很吃力，在对门儿住着有个喜子哥，每次给家里挑水时总不会忘记给我们这两家把水缸挑满。

活跃的生活气息

　　童年时代的我，没有现如今孩子们的压力。上学时，大家结伴而行，每天轻松地上学，日常的作业都是在老师的督促、指导下在学校完成。下午放学回家后吃过饭，同龄的孩子们就会主动聚集到一起，做一些自行创建且很有意义的各种娱乐活动，如女孩子玩的跳皮筋、跳绳、“捞鱼”、踢毽子、打毽儿，男孩子就玩撞拐拐、垒砖等，而且玩儿的是那样开心。然而玩儿归玩儿，家长安排的家务活儿也从来不耽误。我虽说是家中的“独生子”，但是并不像现在家庭中一个孩子那样娇气。我的养父经常上三班，而养母忙于街道工作，做饭、洗碗之类的家务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从而让我自小养成了勤奋、不怕吃苦的习性。

街道管理井然有序

　　由于养母做街道委员，所以我从小对此有着较为深刻的印象。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不是配合派出所人员查户口，就是调解个别家庭纠纷。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养父上夜班，养母就提前把我哄睡后反锁在家里，等我半夜醒来睁眼一看家里空无一人，就会大声哭喊，为此，我没少让养母责怪。那时的街道委员，对于上级甚至中央的精神都能率先知道。像我这样的小学生，也没少同大人们一道做宣传工作，比如发个传单、挨家挨户宣传上级指示、到厂矿进行慰问等。

　　现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我，虽说不仅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而且还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然而，每当我回想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至今仍然让我流连忘返的是我幸福的童年时代，它让我从小感受到了世间人性的善良、家庭的温暖、邻里的和睦等一个个和谐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