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花山上的末代和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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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玉泉 日期：2007-10-15 |
百花山显光寺有一位末代和尚，法名叫提春，他从1925年10岁时来到庙内当小支使，到1944年下山还俗，在庙里度过了近二十年时间。这个末代和尚的俗名叫吕正春，家住在门头沟斋堂镇清龙涧，家里兄妹六个，他排行老二，他5岁时举家搬到百花山脚下的黄坨村落户。10岁那年因家里欠下百花山显光寺里一笔烧炭款和山药款无力偿还，父母便把他送到寺庙里当小支使，就算顶了债，庙里还给他家写了字据。他入庙不久，父亲在一次外出卖木炭的归路上被“老抢儿”打死，全家人的生活便没了依靠，母亲带着几个弟妹回到了娘家。
吕正春在寺庙里只能干些小零活儿混饭吃，如打扫寺院，收拾禅房，每天赶头毛驴到百花山半腰去驮几趟水。当时寺里只有乐海住持和普云和尚，普云因与住持不和常在外边云游，后来又来了一个叫“新有”的和尚。
吕正春在庙里干了三、四年，师傅看他吃苦耐劳，说他很有出息，开始让他打扫殿堂，烧香叩头，收拾供桌上的器物。后来在百花山下又买了几亩地让他去耕种。到了冬季师父还常常带他下山化缘。
乐海住持为了让吕正春学点文化，以便独立看懂经书，就把他送到莲花庵、洪水峪念了两年私塾。他回来后在庙里跟师傅学习做法事，念念经书，拜拜佛。吕正春19岁那年，住持乐海领他到北京施乐庵正式受了戒。法名叫“提春”，号叫“大井”。从此他可以独立组织做道场、法会等佛事。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百花山的佛事活动。每年的农历五月十八日，百花山庙会都做道场。每逢这日子的前两天，山前山后的村子里就开始准备民间花会，多达十几档或几十档，还有些群众团体、宗教组织，北京、天津、涿州来的商贾也都提前两天到山上划地盘、搭棚子。这一天，进香的、看会的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附近十至四五十里的村民都组织了花会，如大刀会、吵子会、少林会、狮子会等到山顶上汇演，规模宏大，场面隆重。各道花会都先在每座庙前表演一番，然后再到娘娘庙前集中汇演，整个活动组织有序。上山的人不少是进香的、拜佛的、许愿的、还愿的，还有进庙布施的，整整一天不断人。对进庙布施的，庙里得管一顿饭。庙里在这一天忙得不可开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百花山成了我党前方与后方的主要联络站。史家营和门头沟的清水建立了日军据点，切断了我根据地通往敌占区的交通要道，百花山又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后来肖克司令员领导的挺进军司令部设在百花山西麓的黄坨村，八路军第十一军分区在百花山设两部电话机。房、昌、宛县公安局的情报站，也设在护国显光寺中，侦探长董春明就在情报站里工作了几年。提春本人因忠实可靠，又是本地人，因此常让他为我党做些地下工作，如摸敌情传递情报，接待我地下交通员等事。
1940年至1942年，日本鬼子先后五次上山搜捕我地下工作者，袭击我情报站，都因事先得到情报安全转移。提春也经常到山下各村的百姓中活动，走到哪儿就吃住在哪儿。那时，僧人与地方老百姓关系十分密切，老百姓放羊、或路过、或办事，也常来庙里食宿。1941年和1942年，显光寺的住持乐海和后去的新有相继圆寂，庙里只剩下提春一个人，他想还俗。当时常来庙里的谭区长让他再坚持一段时间，为的是好让他以僧人的身份做掩护，提春坚持着留了下来。
1944年秋季的一天深夜，驻东斋堂、杜家庄据点里的日本鬼子和伪军纠集了数百名人，对百花山进行疯狂地扫荡。因我方得到情报，很快转移了，致使日本鬼子又一次扑空。恼羞成怒的鬼子纵火烧掉庙里所有禅房。提春没了落脚之地，这才下山还了俗。
提春回到了自己的家––黄安坨，恢复了吕正春的名字。1946年，他31岁时结了婚，当了村干部。因支前工作出色，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为支援工业建设，到北京当了市政工人。以后参加了怀柔水库、密云水库的建设工程并转入北京市水利局工作。1988年，正式离休回到黄安坨村度晚年。
吕正春说，明朝以后，自闪洪和尚开始，排了10代，法名分别是：闪、法、定、无、真、常、乐、菩、提、道。吕正春可称作第9代，道字辈没有来得及排上，寺院就被毁了，因此，他就成了百花山上的末代和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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