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古称水。
　　无定河、浑河的形象称呼，张扬的是它“善决、善徙”的秉性，蕴涵的是它携带泥沙的河水特征。
　　一
　　站在永定河的堤岸之上，给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莽莽苍苍。这是一种面对荒原的感觉，它不比草原的温润与鲜活，也不比沙漠的干燥与绝望。
　　永定河的植被算不得茂盛，且不说其间的枝丫、野草和野花，就连空中的鸟鹊也因为缺水而显得寥落。各种生命本该具备的鲜亮水嫩，也与它们无缘。没到秋天，就有满河满谷的枯黄。这常常使人想起营养不良的婴儿，被人们称为“小老苗儿”的样子。当然，也有星星点点的绿色，那是耐得住干旱、地处低洼的一类。这种景象用凄美形容，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用说冬天，就是春天的永定河也够让人失望的。干旱的河床上面，是稀稀落落的河卵石。大片大片被牧人燎过的荒地，焦糊焦糊的。河床上的植被高矮参差，东倒西歪。虽说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在先，可永定河上的风那能叫春风吗？我这样说，不是在贬低永定河上的风，只是抒一种怨情罢了。今年的春上，也就是 “五一”的前几天，我还就真的走了一趟永定河。有三种情境，印象深刻。其一是永定河的风。永定河的风真正算得上大漠长风，温暖干燥。置身其中，感觉是全方位的包裹。不寒冷不躁热，通体舒适。浩荡的微风，从河的一段吹向另一端。由不得你不由衷地赞叹，永定河的风坦坦荡荡。话说回来，永定河的风没有给植被带来生命的福祉，也是事实。其二是永定河的鸟类。在大宁至公议庄段一处输油管道的阴影里，我亲眼目睹了一只喜鹊的死亡过程。
　　我判断是干渴致死，这对于我来说有种不可小视的震撼。其三是永定河的野花。尽管时候已近“五一”，可要是有幸见到一簇鲜花、一从嫩绿，也足够你惊喜的。在永定河的一处向阳洼地，我看到了一簇淡黄的小花。单薄的枝叶、略显暗淡的黄花，用鲜艳形容都显得夸张。
　　干旱的永定河，对于其中的生灵来讲就是一种苦难。可是，这无论如何也和水灾不能联系。然而，翻看中国历史就能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这一点，体现在永定河上尤显突出。
　　通常情况，能够载入史册的事件怎么说也算得上重大事件。如果同一事物多次出现，就足以令人瞩目了。翻开史册，尤其是清王朝的历史，很容易寻得关于永定河水患的记录。容易寻找的原因，除去永定河地处京畿之外，更重要的恐怕就是永定河水患的繁复了。
　　（清乾隆二年）秋七月戊子，永定河决，……
　　（清乾隆三十五年）秋八月丙午，永定河决。
　　（清乾隆五十九年）秋七月戊子，永定河决。
　　（清嘉庆二年）秋七月已巳，永定河决。
　　（清嘉庆六年）六月壬子，大雨。永定河决……
　　（清同治八年）六月甲寅，永定河决。
　　（清同治九年）六月乙卯，永定河决。
　　（清同治十一年）秋七月庚子，永定河北下汛溢。
　　（清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庚子，……永定河决。
　　（清光绪元年）秋七月戊戌，……庚子，永定河决。
　　（清光绪四年）八月已卯，永定河决。
　　（清光绪十四年）七月甲子，永定河复决。
　　（清光绪十六年）六月壬子，永定河决口。
　　（清光绪十九年）六月乙亥，永定河决，南北汛并溢。
　　（清光绪三十年）六月癸酉，永定河决。
　　……
　　以上这些取自《清史稿》的相关永定河水患的史料，并不完全，只是举些史例罢了。相信，没有载入史册的大小水患不在少数。这种不完整，一是元明两代、建国前后各历史时期并未涉及；一是《清史稿》所载与《房山区志》和我手上的诸多资料所记多处也不重复。就是这样一串干瘪的文字，随着史书的一页一页翻开，慢慢袭上心头的感觉也是触目惊心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更有资格诠释“触目惊心”的生动意蕴。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推想永定河频繁决口、再决口，锻造了沿岸百姓一种怎样的承受能力。在《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清嘉庆十五年，六月丁卯，永定河决。……秋七月甲寅，永定河溢。这是说，永定河六月丁卯的决口还没有合龙，七月甲寅永定河水又溢出了堤坝。以我稚嫩的生命体验，这种情境多半是要放弃的。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极限。儿时，下到乡村的池塘捕鱼。起初，也要拦腰筑个堤坝，将池塘一分为二。接着，用脸盆或者水桶一下一下将水舀净。随着两处水位差距渐大，堤坝常常会在某一处决口。这个时候，伙伴们就会全体冲上去堵决口。不料，又有一两处被冲决。大家一阵忙乱之后，往往就放弃了努力。我想，当年沿岸的百姓该不会如我辈一样没有作为吧。
　　在翻阅许多史料之后，永定河夏季决口秋季合龙就在我有限的想象空间了。可是，史料中的一则记载却是我无法想象的。“光绪十三年秋，七月庚申，永定河、潮白河先后并溢。……”一种感同身受的本能，促使我在史料堆中快速地翻检着决口合龙的文字。光绪十三年的七月翻过去了，八月翻过去了，整个秋天翻过去了。我思虑着，总不至于历时数月到严冬合龙吧。结果是，翻遍整整一冬的记录，仍未发现合龙的记载。我心想，兴许是合龙后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录入史料。在我就要放弃寻找的时候，下面的一句话让我吃惊不小。“光绪十四年，夏四月庚寅，永定河决口合龙。”我的天啊！一处决口整整堵塞了九个月，这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我只有惊愕了，它超越了人为的想象。
　　永定河的水灾给沿岸百姓造成的灾难，就不是“触目惊心”所能含纳得了了。其实，灾难波及的何止是沿岸百姓。据《房山区志》载：（明朝）天启六年闰六月，大雨，洪水（浑河）骤发。良乡城俱倾，势若江河，漂尸遍见，直至涿州方止。另载:民国十三年，七月十日～十六日，连七日大雨，卢沟桥下游南岸河堤被冲决300余丈。良乡县70余村庄被淹，京汉铁路中断，溺毙者尸体随波漂流。
　　一般情况，人们用“钻心的疼”形容剧痛。那么，“患”的疼痛是否可以用“穿透人心”概说。
　　然而，永定河带来的苦难不是“穿透人心”的痛苦能够涵盖的。
　　二
　　梦想多缘于现实生活的不如意，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连年的水患，给永定河百姓带来的苦难远不是一个“不如意”可以说得尽的。所以，对于永定河怀有梦想是很合情理的事情。
　　对于永定河的梦想，永定河的百姓有他们的独特情怀。换句话说，这种独特的情怀是永定河百姓面对梦想选择的一种独特的情感方式。
　　与国内大大小小河流不同的是：翻阅永定河大量史料，也没有发现永定河百姓跪拜河神的记载。应该说，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就此求教一些当地名士，从他们的述说中也得到了旁证。究其原因，经历过永定河水患的老人们或文雅或粗俗地说，“没那个必要。”“没有用，屁事不管。”这里不难看出，永定河百姓的情感空间里没有河神的位置。自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史料记载：康熙三十七年，秋七月……癸巳，霸州新河（永定河）成，……建河神庙。显然，河神庙是供人祭拜的场所。其实，这种有悖民意的举止也只是康熙皇帝的一厢情愿，与民心没有关系。
　　当然，对河神表示大不敬的不仅是永定河百姓。还有，战国时期的邺（今河北临漳县）令西门豹。西门豹不敬河神，司马迁的《史记.西门豹治邺》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佐证。
　　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司马迁《史记.西门豹治邺》）
　　由此可知，永定河的百姓、西门豹们应该敬重的是他们自己。
　　沿着永定河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同样令人费解。沿岸村庄的坟墓，几乎都在永定河的堤岸之下。在民间，坟墓选址可是一件庄重而严肃的事情，不敢随便。坟墓的朝向、风水，都是要讲究的。回过来看，永定河百姓把自己的祖先葬在堤岸之下，岂能没有说道。曾经，有一种世俗但人性的解说。坟墓的地址不能选定肥沃的良田，应当择其坡洼、高岗而居。通俗地讲，就是不能让死人和活人争口粮。按情理，这种看似不敬的解释还是说得通的。若是地下先人有知，也不会怪罪。可以肯定的是，沿岸村庄的坟墓几乎都在永定河的堤岸之下也许还有别样说辞。几经踏访，终于抽象出这样一重意思。就是，保佑他们的后人––不为永定河的水患所扰，不被永定河的灾难所苦。
　　看来，永定河的百姓并非不敬神，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敬自己心中的神。
　　前文史料的摘引，我有意疏忽了一句话––赐名永定河。这里完整抄录如下：“康熙三十七年，秋七月……癸巳，霸州新河（永定河）成，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清史稿.圣祖本纪》）” “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同样出自康熙皇帝的金口。一者流传至今，一者不知何往，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此说来，皇帝也有做不了主儿的时候。“玉言”的直解是，金玉良言。“永定河”道出的是永定河百姓千年、万年的一场大梦，如果不被时代呼唤那才怪呢。难怪散文《走近大宁》的结尾有这样一个收束：“大宁”是中国百姓的精神皈依。
　　提起“大宁”，我自然想到“固安”。这两处地名，无疑要被世代呼唤了。“固安”，我没有考证过。按说也用不着考究，仅是过目就能洞穿永定河百姓的心思和智慧。大宁在《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中有下面的条目：明代已成村，即称大宁，当因浑河经治理后水灾减少，而取名。
　　“永定”、“固安”、“大宁”，是永定河百姓的梦想。梦境，清晰、独到。
　　三
　　据《元史》记载：
　　（元延祐元年）秋七月……武清县浑河堤决，淹没民田，发廪赈之。
　　（元至正十三年）五月己巳，命东安州、武清、大兴、宛平三县正官添给河防职名，从都水监官巡视浑河堤岸，或有损坏，即修理之。
　　……
　　又据《清史稿》记载：
　　（清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甲戌，上大阅于卢沟桥。丙子，靳辅、于成龙遵召至京，会议治河方略。靳辅议开六河建长堤。于成龙请开濬海口故道。大学士以闻。上云：“二说俱有理，可询高、宝七州县京官，孰利民。”侍读乔莱奏，从于成龙议，则工易成，而百姓有利。上令于成龙兴工。
　　（清康熙三十七年）三月……辛卯，直隶巡抚于成龙奏偕西洋人安多等履勘浑河，帮修挑濬，绘图呈进。得旨：“于六月内完工。”
　　（清康熙三十九年）夏四月庚辰，上阅永定河。命八旗兵丁协助开河，以直郡王胤褆领之，僖郡王岳希等五人偕往。
　　（清康熙四十年） 二月己未朔，上巡阅永定河。谕李光地曰：“河水涸必致淤塞，此甚难治，当徐议之。”
　　（清乾隆二年）秋七月戊子，以永定河决，遣侍卫策楞等分赴卢沟桥、良乡抚恤灾民。癸卯，命侍卫松福等往文安、霸州等处抚恤灾民。乙未，命顾琮勘永定河冲决各工。
　　（清乾隆三年）九月辛酉，命嵇曾筠入阁办事，兼理永定河务。
　　（清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丁酉，濬永定河引河。
　　（清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庚寅，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来京，查勘永定河工。壬辰，永定河决口合龙。
　　……
　　在我有限的视野范围之内，治理永定河水患，仅见史书记载、有案可查的史料有数十种之多。其中，赈济灾民、现场勘验、商榷整制方案、构筑堤防、合龙决口都是抗争永定河水患直接有效的举措。细细品读，不免生出淡淡的感动。其一、感动于康熙的勤政。据不完全统计：康熙在位的几十年中，凡采取种种治理措施计二十几项，亲临永定河视察有十数次。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的勤政一说不虚枉。其二、感动于康熙的内行。“（康熙四十年）谕李光地：‘（永定河）隆冬结冰，可照常开泄。清水流于冰下，为冰所逼，冲刷河底愈深。’（《清史稿.圣祖本纪》）”这是内行话，可谓一语中的。这样精辟的见解，远不是屁股不离龙椅的庸碌皇帝可及的。其三、感动于康熙的爱民。“（康熙三十七年）五月甲戍，武清民请筑外堤。上曰：‘筑外堤恐损民田。’民曰：‘河冲之害，更甚于损田。’上曰：‘水潦将降，暂立椿木护堤，开小河泄水，俟明春雨水前为尔等成之。’”这些史料记载虽然只是康熙皇帝的一个承诺，但是我愿意相信皇帝的金口。因为，有康熙皇帝的爱心可鉴。
　　按理说，永定河有多少次决口就会有多少次抗争。然而，令人颇感偏见的是史书上绝少沿河百姓抗争水患的记录。即使有，充其量是只言片语。我推断：在一次又一次永定河决口合龙中，定然不会没有沿河百姓的参与，甚至还可能是决口合龙的主体力量。如果是这样，中国历史的记载就是主要角色缺席的记录。怪不得祝勇先生果断地说：“……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记录，是所谓的史学，而不是历史本身。我们只能像瞎子一样感觉历史的局部，而永远无法窥见历史的巨大躯体。……（祝勇《旧宫殿》）”
　　据传在古代时候，有位著名的军事家为安定后方而进军西南，在横渡泸水时，因瘴气熏天，毒液漫流，过河士兵中体弱者多触水致死，军队难以挺进。面对此景军事家心急如焚，想来想去只好祭奠河神，求神降福惩魔，保佑生灵。于是，命令杀牛宰猪，包成面团，投于水中以示供奉。我不知道“敬畏”一词源于何时、何事，倒是觉得“敬畏”一词可以倒置为“畏敬”。就是，先有畏惧才有恭敬的意思。一般说来，人在灾难面前无计可施，祈求天神遏止灾难蔓延也是能够理解的。这种指望河神援救的方法，或许可以称为对于灾难的另类抗争。然而，理解不等于效尤。这种软弱的另类抗争，是永定河百姓所不取的。面对灾难，永定河百姓取直面的态度。《房山区志》载：1971年～1972年，葫芦垡险工段由40米石顺坝向北做护坡240米；1975年～1976年，窑上公社完成金门闸老窑坡接做护浆砌石工程300米，老窑坡向南接做工程220米……这段史实，我还是有一点资格说话的。当时，我已经是小学生了。第一次去，看到的是男女老少、人拉肩扛。我和伙伴们搬不动石头，就在工地上唱歌、跳舞。第二次去，看到的仍然是男女老少、人拉肩扛。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已经搬得动小块石料了。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意思是说：禹治理洪水经历了十三年，其间路过家门口也不回家看望亲人。行陆路时乘车，水路乘船，泥路乘橇，山路坐轿，走遍了所有地方。从而划分了九州边界，随山势地形，疏浚了淤积的大河川，根据土地物产确定了赋税等级。使九州道路通畅，筑起了九州的泽岸，度量了九州山势。
　　毫无疑问，“大禹治水”成就了一则千古神话。和大禹一样，崇拜自我、崇尚力量的永定河百姓也把自己成就了。
　　苦难、梦想和抗争，是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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