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祖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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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燕都杂志 作者：孙志刚 日期：2008-03-25 |
我的祖母已有８５岁高龄了，老人家身体尚好。在我的记忆中，祖母始终是以一种豁达的心态为人处事，正直宽容，善解人意。
祖母是从那场血腥残酷的八年抗战中过来的人，尽管她的战友和同事都享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待遇，但在祖母那里从没听到过怨天尤人的言语，更没有患得患失的叹息。她生活得有滋有味，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在我们全家人心里，祖母就是一个标杆，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
２００５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也制作了不少的影视作品以示纪念。祖母说她最爱看电视剧《八路军》和《亮剑》，老人家说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看到巍巍太行山上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的人，就像看到了战友，看到了首长，也看到了爷爷的影子，这一年搅动了老人尘封已久的沉重记忆。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曲阳县，它地处太行山东麓的边缘丘陵地段，北边是当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阜平县，往南是通向华北大平原的定县，东是去保定必经之路的唐县，西是直通石家庄的行唐县。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山西北部及内蒙古的捷径之路，由于这条路是从山底部通行，从地形学角度看是个“隘口”，因此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１９３７年，我祖母１７岁，刚与祖父成亲，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但处事灵活果断，再加上热心帮助人，在村里人缘很好，也有一定的号召力。由于家里人口少，祖父也很能干，家里有耕地有牲口，农闲时节祖父赶着牲口驮点煤进山去卖，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吃喝不愁。
在秋天的一个傍晚，一个亲戚带着两个人来到家里，这两个人说话都有口音，当时祖母似乎明白了一些，让完座后到院门外四周观察了一下，因为这里还是敌占区，西边不足三里就是敌人控制的交通运输线，五里路一个炮楼，村上还有几个人在炮楼上当“青年”（我们那里把汉奸或伪军叫青年）。来人说他叫王平，是负责我们这一带发动群众打日本的。他对祖母说，县大队已经组建，这是打日本的群众武装，我们这一片被划为县一区，区小队马上成立，经过组织暗中观察你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决定让你挑起区妇救会主任这副担子，主要工作是把这十几个村的妇女动员起来，为抗日做些事情，看看你愿意不愿意为民族抗战做点贡献呢。王平先让祖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派人过来联系，由于王平当晚还得去唐县，客气几句便匆匆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王平就是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军区的大人物。
这一夜祖母久久不能入眠，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她想到祖父幼年丧父，是太祖母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真是千顷地一棵苗，指望早日娶妻生子，传承家业。要说日本人谁都恨得牙根疼，在周围哪个村子都有被他们杀害的人，往北２０里的野北村一天就被杀害了四百多人，连吃奶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把抗日干部用钉子钉死在线杆上，如果自己去做抗日工作，恐怕会给这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祖父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看出了祖母的心思，天刚朦朦亮，就去做太祖母的工作。老太太深明大义，答应并支持儿媳的做法，同时也让祖父参加区小队。从此，祖母天天走村串户，根据边区的指示发动妇女做军鞋，让妇女动员家中的青壮年参军抗日。那个时候人们都有惧怕日本人的心理，一些人生怕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祖母也受了许多委屈和谩骂，但她坚信日本人不走老百姓永远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祖母祖父都投身抗日工作，见面的机会很少。祖父随区小队转战在鬼子的运输线上，祖母说偶尔见到祖父一面也是匆匆忙忙，总是看见祖父腰里别着两颗手榴弹，手里拿着笤帚和囊子（埋地雷的工具），他们专门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在三九年、四零年，山西战场打得如火如荼，晋西北敌人的装备和给养全部经我们这里运往山西战场，破坏和打击鬼子的运输车就能减轻八路军在山西战场的压力。县大队在漫石道（地名，曲阳城北二十公里处）最狭窄的路段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区小队沿路埋了很多地雷，炸死炸伤大批的鬼子，使得敌人胆战心惊，走在运输线上如履薄冰，之后在日本战犯的日记中看到，他们称曲阳到阜平的这段路叫“死亡之谷”。
由于鬼子的运输线屡遭游击队的破坏，使得山西战场物资供给青黄不接，再加上八路军的力量迅猛增加，日寇已出现了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１９４１年春季，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明确指出：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领区的肃正为目的，清除共产党领导的小股武装力量，孤立并最终消灭八路军。二月间，日军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对华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由于近几年他们吃尽了中国人民全民皆兵的苦头，再加之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态度，日寇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军民。这个时候，边区通知各县的抗日干部到阜平开会，贯彻军区反“扫荡”会议精神。鸡还没叫祖母就骑着毛驴出发了，天黑才赶到阜平，第二天会议还没开半天，军区紧急通知解散会议，迅速转移。
日寇已从保定出发，以京广线为轴心向正西、西南、西北成弧线，进行地毯式的“围剿”，估计两三天之内就会到达曲阳、阜平一带。祖母和区上的干部火速回转，祖母意识到，日寇这几年在这里吃了不少亏，这次一定来者不善，不能让乡亲们受害呀。一路上祖母心急如焚，生怕鬼子赶到了前头。
回到村上，祖母立即和区上的干部一起动员，几个村的乡亲们都转移到了大山里头。鬼子扑了空，烧了几间房就走了。不幸的是，在这次“扫荡”中，公路西的沟里村，因离山太远，在转移的途中被鬼子包围，当场杀害了六百多人，对组织掩护的干部竟采取活埋、破肚、剥皮、喂狗的残忍手段。
祖母每当回忆到这个惨案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感情，泪水淌过饱经沧桑的面颊，一一地念叨着他（她）们的名字，哽咽中透着极度的伤感。有时我不愿与祖母谈起那段历史，怕老人家年事已高经不起感情的冲动，但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喜欢了解与抗日有关的人和事。恰恰相反祖母最不愿提起那个年代中的那些事，就更不愿到处去和人们讲革命故事了，这使我愈发地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挖掘民族魂魄的使命感。老人家不仅仅是我的祖母，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看到了一种凝聚，看到了一种荣辱不惊的品质，我作为她们的后代，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深深地感到由衷的自豪。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祖父由游击队转为正规军，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在攻打开封城中全排除祖父外都牺牲了，祖父便当了排长，转战大江南北，参加战斗十余次。战火纷飞的年代过去了，祖父向部队首长请示退伍回家，部队同意了祖父的要求，并向地方开具了安置介绍信，到京西煤矿工作。
这个时候的祖母还在曲阳工作，战争胜利后全部精力是修复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祖母由于没有文化，会议记录也无法完成，便主动向组织要求让有文化的人去顶替她的工作，组织同意了，于是祖母做了一名家庭妇女，来京随祖父团圆生活。异地的生活是平静的，没有人知道祖母的革命经历，老人家也就津津有味的当起了贤妻良母。
七十年代后期，国家落实政策、恢复待遇的行动此起彼伏，曲阳县委组织部来函称祖母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入党的，如果再能找三个证明人作证，就可以拿到一份待遇。但祖母放弃了，说不愿意给政府添麻烦了，现在孩子们都工作了，老头儿也有工资，生活已经不错了。
有一件事让我“记恨”了祖母好多年。那是１９８４年，我体检合格被批准参军入伍，我听祖父说过他有一个战友在新疆军区当副司令员，我也看到过他的来信，于是便请求祖父写封信，让老战友到部队照顾我一下，我深知一位司令员关照一名士兵会意味着什么。但祖母不同意，说她一生最不喜欢拉关系走后门的，自己有多大本事干多大事，靠拉关系做事会耽误国家大事的。
我在部队只是一个兵，当最大的“官”时才是一个班长，但祖母很知足，每次探家时总是拉着我的手左看看右看看，不时地抚摸着我结实的臂膀，用拳头钉钉我的胸膛，再摇摇我的身躯，自言自语地说：好哇，我们家祖孙三代当的都是合格兵啊。
祖母对生活的满足不仅仅是吃喝不愁，在老人家的心里更欣慰的是她的后代都是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人，尽管各自从事着平凡的工作，但她看到了自己理想的生命延续。
我庆幸是祖母的后代，她是我们思想的基石，是情感的依托。虽然我们家庭中有失业的，也有没工作的人，但在祖母这位耄耋老人那里找到了宽慰和慰籍，就像大洋的彼岸，建造了能使你停靠的港湾，无论你是去弄潮，还是去行船，这里永远是你坚定意志的兵站。祖母无愧是太行山的女儿，有着大山的胸怀和绵延千里的气魄，永远是我们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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